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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耳溪詩集序

鄭樵有言：“瞿曇之書能至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此似是而不盡然也，夫地員九萬里，國土至多，自其異者言之，豈但聲音障礙，即文字亦障礙；自其同者言之，則殊方絕域，有不同之文字，而無不同之性情，亦無不同之義理。故凡宣暢性情，辨別義理者，雖宛轉重譯，而意皆可明。見于經者，《春秋傳》載戎子駒支自云言語不通，而能賦《青蠅》，是中夏之文章可通於外國。見於史者，《東觀漢記》載白狼王慕德諸歌，具註譯語，是外國之文章亦可通於中夏。況乎文字本同者，其所著作，又何中外之殊哉？特工拙得失視其人之自為耳。

唐武平一《景龍文舘》記載，中宗正月五日，蓬萊宮聯句，有吐蕃舍人明悉獵。今金川以及廓爾喀，其故地也，竟無能繼者。宋計敏夫《唐詩紀事》載南詔國王驃信，與其清平官等唱和，今緬甸其故地也，亦無能繼者。其同文之國，納贄獻琛，得簪筆彤墀，賡颺天藻者，惟朝鮮、琉球、安南。而篇什華贍，上邀睿賞，惟朝鮮為多，其詩文集傳入中原者，亦朝鮮為最夥。余兩掌春官，職典屬國，所見不能摟數也。

乾隆甲寅冬，判中樞府事洪君漢師以職貢來京師，器宇深重，知為君子。既而知其先以壬寅奉使，與德定圃尚書、博齋洗馬、戴蓮士修撰遞相唱和。與之語，聲音障礙，如鄭樵之所云；索其詩，因出所著《耳溪集》，求余為序。近體有中唐遺響，五言吐詞天拔，秀削絕人，可位置馬戴、劉長卿間；七言亮節微情，與《江東》《丁卯》二集亦相伯仲；七言古體縱橫似東坡，而平易近人，足資勸戒，又多如白傅。大抵和平溫厚，無才人妍媚之態，又民生國計，念念不忘，亦無名士放誕風流之氣。觀其《耳溪文集》中，有與人論詩數篇，往往能洞見根柢，深究流別，宜其醞釀深厚，葩采自流，所謂詩人之詩，異乎詞人之詩矣！

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元遺山詩曰：“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此以疆域爭門戶也；劉後村詩曰：“書如逐客猶遭黜，詞取橫汾亦恐非。箏笛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此以學術爭門戶也；朋黨之見，君子病焉。朝鮮距京畿最近，內屬早奉，職貢最虔，沐浴醲化亦最久。聖朝六合一家，已視猶閫閾，貢使文章，又有志於古作者，如區分畛域，置之不道，是所見與門戶等，豈王道蕩蕩，無偏無黨之意哉！因為書數行，弁於簡首，俾四瀛以外，知詩也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心此理，含識皆同，非聲音文字之殊所能障礙，共相傳習，一如朝鮮之儒雅，文德之敷，其益恢益遠矣乎！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直閣事河間紀勻序。

〇耳溪文集序

飴山老人《談龍錄》引吳修齡之言曰：“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其意謂文易而詩難也。余則謂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杜子美之詩才，而散文多詰屈；皇甫湜、李翱之文筆，而詩皆拙鈍。才有偏長，殆不可強。古來詩文皆長者，屈指典籍，代不數人，其餘巨製鴻篇，汗牛充棟，大抵文附詩傳，詩附文傳，備一家之著作而已。

余既為朝鮮洪君序詩集，復得其文集讀之，不以贗古摹秦漢，如嘉隆七子所為；亦不以機調摹八家，如鹿門之末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其寄託恢奇，上薄元結、孫樵、劉蛻；其清辯滔滔，出入於眉山父子；即一二小品，亦擺落公安、竟陵之窠臼。嶔崎磊落，別調獨彈，其心思如水瀉地，縱橫曼衍；其氣機如雲出岫，宕漾自如，皆洋洋纚纚，初無定範，意盡言止，而文成法立焉。其諸天機之所到乎？

然非縱心一往，不醇而遽肆者也。夫善御馬者，銜勒在握，則注坡驀澗而不蹶；善操舟者，針舵不失，則衝風破浪而無損；善用兵者，客主之形，奇正之用，罔不先機坐照，則節制百萬之師而不亂，先操其本故也。洪君之文，雖暢所欲言，而大旨則主於明道。其言道也，不游談鮮實，索之於先天無極；不創論駭俗，求之於索隱行恠，而惟探本於六經。蓋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道者，理也，事之制也。理明則天下之是非不淆，百為之進退有率，千變萬化，不離其宗，以應世，則操縱咸宜，以立言，則了了於心者，自了了於口，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然則洪君之文，其又勝於詩矣乎！洪君之詩，其亦根柢於文矣乎！杜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洪君見此，其亦相視而笑否耶？河間紀勻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