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努力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也迫使中国经济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先导，重点关注非化石能源替代和能效提升。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的比重最大。在煤炭发电转化为二次能源的过程中，不仅碳排放量巨大，而且是最重要的大气污染之一。近年来，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供给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能源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贡献显著。下一步，要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随着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技术的成熟和产业规模的扩大，清洁能源发电成本逐步降低，碳减排的社会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单纯依靠清洁能源改造是不够的，还要提高整个生产消费体系的能源效率。也就是说，用最少的能源满足社会经济需求。这有赖于技术创新，而低碳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应用是提升整体能效的关键。此外，合同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和许多其他低碳服务有助于减少能源浪费，减少无效碳排放，并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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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认识到，碳排放总量控制最终将落实到生产和消费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微观主体。要实现微观主体的减排目标，一系列政策不可或缺，包括尽快确定最大碳排放增长时间表、发放碳排放许可证、制定碳核查标准等约束机制。短期内，经济活动可能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能源管理，才能缓解边际单位减排成本增加。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工业规模大，碳排放强度高，首先会受到影响。但从相关经验来看，2019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了48.1%，达到了我们2009年承诺的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至45%，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企业应改变现有产后处理的末端处理方式，将污染预防、碳减排和能效提升贯穿于生产全过程，通过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高峰的环境成本和风险，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提高企业参与“双碳”目标的积极性，不仅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更需要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运用经济手段的方式有很多：当企业的碳减排量超过政府下达的碳排放目标时，碳交易促进企业通过二级市场进行买卖，碳减排的环境效益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可以弥补碳减排的环境成本，提升企业可持续碳减排的积极性。

还需要注意的是，消费领域的碳减排意义重大，绿色消费是消费模式的转变，也迫使生产领域减排。在衣食住行中，建筑和出行的碳排放强度占比较大，因此应加快电动汽车的替代以降低汽油车的碳排放，推广新能源汽车以降低出行的能源碳排放。在普雷斯

消费领域的碳减排涉及消费领域的方方面面。除了绿色采购，还要绿色使用，比如及时关掉电脑，自带购物袋，种植各种树木，注重绿色出行，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等等。此外，产品的废弃方式直接决定了处理方式，生活垃圾的有效分类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化水平，还可以大大减少焚烧垃圾的数量，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总之，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涉及到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需要积极适应并做出贡献。

(新闻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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